杨博：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

作者：杨博

来源：“中原文化研究”微信公众号

原文刊载于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24年第4期

云梦睡虎地秦简

“编户齐民”对古代中国“大一统”国家形态的构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。编户，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颜师古注：“编户者，言列次名籍也。”齐民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：“齐，等也。无有贵贱，谓之齐民，若今言平民矣。”战国时秦、齐等国已实行将百姓户籍编为什伍之制。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，“编户齐民”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，并在汉代最终趋于定型。凡男子均须向政府申报年龄，称为“书年”；至成年即载明于户籍，以备国家征发徭役，称为“傅籍”；民户迁居应经官府批准后登记，称为“更籍”。秦统一后“使黔首自实田”，即令百姓申报土地面积，其数目载入户籍，作为国家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。秦末刘邦入咸阳时，萧何“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”，秦代的户籍资料和有关管理制度因而被汉代继承。秦汉地方官吏每年向上级汇报治绩，称“上计”，户籍状况是上计的一项主要内容。汉代户籍又称“名数”，一般每年八月由地方官吏统一查验户口，称作“案户比民”或“案比”，在此基础上登记造册，写明每户男女人口、姓名、年龄、身份、相貌、土地、爵级等情况，年终逐级向上申报。这种通过户籍方式将全部社会成员的情况进行编录登记，并据此核定人口、土地和赋役的制度，即被称作“编户齐民”。

一方面通过“分家立户”“编列名籍”，王朝得以直接掌控人口，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，奠定了古代中国“大一统”的经济和军事基础；另一方面通过“户”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，中央政府建立起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，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。因此，“编户齐民”有效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纵向控制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。国家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，从而能够以更少的官员、成本统辖更大范围的人口和疆域。“编户齐民”的实现过程，既是古代中国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，也是传统政治、社会结构的形成史。也正因此，“编户齐民”成型的战国时期，被王夫之称作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”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周末风俗》中的总结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其中提到的“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”，就与春秋战国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有关。

春秋时期，如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提到“人有十等”：

同书襄公十四年又有：

这里强调的是任何人与他的属从都是不可分开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属从多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，或者通过家臣制度构成拟制的亲族关系。从山西翼城大河口M2002出土的鸟形盉与盘铭中记载的有关誓约的内容，到“委质”类盟书的出现，似乎标志着这种西周春秋时期流行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。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变动，导致大量的自由平民开始出现。首先，由于春秋末期贵族之间的冲突，世袭贵族阶层事实上基本被摧毁。究竟是谁在国内斗争中幸存下来也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最后的幸存者成为国君，这样所有前贵族领地的租户都会发现自己成为国君的租户。其次，为了奖励军功，列国也常像魏国那样，向有突出战功的士兵奖赏肥沃土地和免税待遇。最后，为了增强国力，各国都非常重视开垦荒地。政府甚至通过设立专门负责开垦荒地的机构来鼓励垦荒。因此，一定数量的平民也会成为独立的自由农民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列国制度革新之后，“编户齐民”成为当时政府的最终选择。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革，反映出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。到战国后期，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宗族之人变为国家控制下的“编户齐民”。

随着包山楚简、睡虎地秦简、张家山汉简等大量简牍的出土，学界也开始关注出土简牍文献所见社会等级秩序的讨论。对包山楚简反映的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阶层，例如“都大夫与都司马”“鬲与繁丘”“州人鼓鼗”“邑人与走徬”“少臧与冶士”“里人”“酷官”“职奋与斨”“客”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九类问题都有不少讨论。对秦汉律构建的社会等级秩序，学界也基本取得共识。就现有资料而言，除皇帝以外，秦汉国家将自然人区分为王侯、贵族、平民、贱民与奴婢、刑徒等社会群体与阶层。其中贱民包括司寇、隐官、赘婿、后父和工商从业者等。刑徒也有隶臣妾、城旦舂和鬼薪、白粲之别，其中隶臣妾有免为庶人的可能。五大夫爵、六百石吏和大夫位，是区分贵族和平民的标准，标准以上是贵族，以下则是平民，也就是自由民。伴随着秦统一六国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构建，“编户齐民”的自由民成为当时社会生产、生活的主体，如许倬云所言“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，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‘编户齐民’”。下文拟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，就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“编户齐民”者的法律身份认定问题再作简要讨论，以供师友同好批评。

如果我们以出土法律文献较多的秦为例，这些“编户齐民”的平民，也就是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被称为“秦人”或“秦邦人”。

因为秦国之外尚有其他六国，“秦邦”之外尚有“它邦”，这样与“秦邦人”相对的即有“它邦人”。伴随兼并战争和秦国的扩张，这些“它邦人”很有可能转化为“秦邦人”，这些新的“秦邦人”被称作“新民”。与“新民”相对的是“故秦民”。面对山东六国的人群，《商君书·徕民》里就有“故秦民”与“新民”的区别。睡虎地秦简《秦律杂抄·游士律》中就提到有“故秦人”：

随着占领日久，“新民”会转为“故民”。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“（秦昭襄王）二十九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楚，取郢为南郡。”公元前278年，秦将白起攻陷楚郢都，秦设郢地为南郡。约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秦王政二十三年（公元前224年），“秦王复召王翦，强起之，使将击荆”。在前一年昌平君之乱被平定的情况下，秦人重整旗鼓，王翦、蒙武率六十万大军，发起了灭楚之役的最后决战。秦国南郡下辖安陆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中的两位青年男子惊和黑夫，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加入了秦军。他们所在军队的任务，不是与楚军主力交战，而是收复淮河北岸、由反叛的昌平君占领的秦地淮阳（郢陈）。他们兄弟发回家中的书信，1978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。惊在写给大哥衷的信中就提及“新地城”，并称自己为“故民”。受秦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楚遗民，生长于秦国，遵守秦国律令，为秦国劳动而得到生计，无论身份，还是心理定位，都已是纯正的“秦人”。惊在信中提示哥哥衷，政府会发动“不如令”（不遵守法令）的故民去戍守新地，其意是表示他们家是遵守秦国律令的模范家庭。两封家书展示出一个楚地家庭对秦国的国家认同。实际上，战国晚期秦国在开疆拓土的同时，也将秦的各项制度，如律令、军功爵制、户籍、赋役制等推行于新占领的六国地区，当然也包括南郡。到秦王政二十年（公元前227年）前后，南郡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完全秦国化了，原来的楚地家庭对秦国的制度已经完全接纳。换言之，南郡的民众做秦民日久，国家认同已经建立。因此在灭楚之战中，这些秦“故民”，就会加入削弱楚地、扩大秦地的行动。

“它邦人”可能会转化为秦“故民”。反言之，“秦邦人”也可能会转为“它邦人”。如岳麓秦简《尸等捕盗疑购案》中明确提到的“它邦人”与“秦邦人”的身份转换，不惮繁缛引述如下：

该案是对尸等十六人抓捕群盗如何进行奖励的判定。前半部分是州陵上报南郡的案件陈述，后面是南郡叚（假）守贾回执的案件意见。该案中，男子治等原是秦人，叛出秦“邦”逃亡“荆邦”，后又与“荆邦人”阆等十人相约由属于“荆邦”的京州逃回秦“邦”。在逃入秦地州陵时，他们发现没有提前向秦国官吏通告，即“未诣吏”，加上“治”等本有“亡秦”之罪，因此，治、阆等人相谋聚集为盗。根据走马达的举报，当地政府迅速派出狱史、求盗尸等十六人追捕剿灭群盗。

问题在于根据秦律，抓捕逃亡者、盗贼均有相应的奖赏，即该案中两条律文“产捕群盗一人，购金十四两”“它邦人□□□盗，非吏所兴，毋（无）什伍将长者捕之，购金二两”。秦人对本“邦”人和“它邦人”适用的律法有别。因为依据的律法不同，给予奖励的数量也会相应悬殊，因此需要上级机关的再次判定。

有趣的是南郡叚（假）守贾的判决，似从侧面反映了秦国在实际操作中，对新兼并的山东六国土地上的人群是如何进行身份认定的。根据案件侦查结果，阆等十人是由京州逃往秦“邦”，到达州陵时才因“未诣吏”而聚众为盗的。重要的是在这些人为盗之前，京州已降秦。由此看，阆等人为盗伤人时已为秦人。案件之所以会出现争议，正在于是否仍旧认定阆等“它邦人”的身份，即“吏议：以捕群盗律购尸等。或曰：以捕它邦人……”睡虎地秦简《法律答问》载：

上述律文所记皆为捕获本邦人逃亡、为盗的情况，每捕得一人，赏金二两。该案所据的律文之一是“它邦人□□□盗，非吏所兴，毋（无）什伍将长者捕之，购金二两”，“非吏所兴”意为并不是官方组织的捕盗行为，但是该案却是因走马达首告，狱史、求盗尸等十六人才由政府派出的，是“吏所兴”。因此，南郡叚（假）守贾采取了折中意见，仍视男子阆等为“它邦人”“荆人殹（也），尸等当购金三两”。这个案例之外，睡虎地秦简《法律答问》中还明确提到有“外臣邦”：

律文说的是出使诸侯、“外臣邦”的使团中的小吏、士卒被收买而叛逃，对整个使团不实行连坐，以免使团不敢回国。既然“外臣邦”与诸侯同列，可与秦人通使，其应与山东诸侯一样属于“它邦”，其人群也与关东诸侯一样属于“它邦人”。

商鞅变法时“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，县一令，四十一县”，其本质是设立新的地方行政组织，而不是简单合并聚落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云：“县大率方百里，其民稠则减，稀则旷，乡、亭亦如之，皆秦制也。列侯所食县曰国，皇太后、皇后、公主所食曰邑，有蛮夷曰道。”商鞅变法使秦人的地方行政机构，成为以县、道为单位的地方政治组织。因秦人控制程度和当地人群华夏化程度的不同，划为县、道来分别治理。因此，秦国除在兼并战争中吸纳山东六国等“诸夏”族群之外，还专设有“属邦”，作为管理“道”与其他新归附的非华夏族群的机构。周振鹤即曾指出“道”下可能不设乡里，整体还保留着当地人群的旧有生活方式。对于这些专门人群的治理，睡虎地秦简《秦律十八种》中见有《属邦律》：

属邦的性质，邹水杰指出秦代属邦具有中央与地方的双重属性，作为地方郡级行政机构，管理归服的“臣邦”和有蛮夷聚居的“道”，治下也有部分有爵的普通秦人。高智敏则指出，属邦本为中央机构，统一前后在边郡新附地区派出设置地方属邦，目的是以军事方式控制新归附的蛮夷部族。在属邦之下由“臣邦君长”统辖“臣邦人”，这些“臣邦人”即是归附于秦国的非华夏族群的民众。当然，“臣邦”也可能包括秦所分封的封君、列侯，也会包含原则上臣服于秦的诸侯国。他们统治阶层的“君长”“君公”受秦律支配。

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年代，学界大多认为在秦统一之前，主体书写属于秦王政时期的可能性最大，特别是《法律答问》甚至有可能解释的是商鞅变法时代制定的律法原文。《法律答问》有：

根据秦法，“臣邦人”即使对统治他们的“主长”不满，也禁止离开臣邦，因为离开臣邦就意味着脱离“秦属”。只有当臣邦为属邦之下在边徼独立设置的区划时，逃离臣邦才可能造成“去秦属”的事实。可见“臣邦”与“道”同级，均接受属邦的管辖。

律文中已显示出对秦地域与人群的明确限定。地域限定很明确，也易于操作，即“秦属”皆为“夏”地。前面提到的《秦律杂抄·游士律》规定，“故秦人”一旦东逃出函谷关，即脱离“秦属”，不仅要被削籍，即不再被承认秦人的身份，被捕获之后还要根据爵位不同受到相应的惩罚。

“秦邦人”则有“真”与“夏子”之别。秦人为“夏”，“夏”是需要满足父、母或者至少是母亲为秦人，且出生在“秦属”的人。“真”是父母均为“臣邦人”或者出生在“秦属”之外的人，即真正的蛮夷之人。虽然“真”“夏”有别，但“真”人也要遵从秦法，臣邦人逃脱“秦属”违法，即便是“真臣邦君公”在犯有轻罪时也要赎除。根据律文，至少会有秦人母亲、臣邦人父亲和“夏子”生活在臣邦、秦地郡县；臣邦人母亲、秦人父亲和“夏子”生活在秦地郡县、臣邦等四种情况。无论哪种情况，这些夫妻结合的后代均为“夏子”，也就是华夏族群的秦人。以上所见，恰如朱圣明所言，战国时秦国已经建构起由秦本土、属邦（臣邦）等秦地与山东诸侯、外臣邦等“它邦”共同构成的“天下”政治格局；而战国以迄秦汉的“编户齐民”者，即自由民的来源，则是由包括故秦人“夏”、臣邦人“真”和“夏子”在内遵从秦法的“秦邦人”与“它邦人”一道，来共同构成的（表1）。

此外，传世文献也记载臣邦君长与秦女通婚，其民众似也可获得“夏子”身份。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：

归义的蛮夷，王废为“君长”或“君公”，要遵奉秦法。前述睡虎地秦简《属邦律》虽仅存一条，但似可以推知，蛮夷王公在政治身份上已在秦君权之下。国家通过《属邦律》和其下的政区“道”，强化对蛮夷的管控，并促使这些族群向秦人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过渡。由下葬年代在汉文帝后元年间的胡家草场M12汉简《蛮夷（诸）律》可见，虽然这些律条至迟抄写于汉初，但条文内容应源自战国秦律。根据这些条文，道管理归附外族政策的核心是将他们授爵编户，从而将其纳入国家机构的控制范围。

整理者已经指出是按二十等爵制对蛮夷君长进行等级划分。君长相当的军功爵最高只达第六级的官大夫，并非高爵。至于蛮夷右大夫、左大夫等所当的不更，仅是士级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有：

巴中蛮夷“其民爵比不更”，与之相应，岳麓秦简、里耶秦简、里耶户籍简中存在大量新地黔首有爵的信息。例如里耶秦简的28枚户籍简中有16枚带有爵位信息，被登记者多持“荆不更”之爵。邢义田指出这些居民原应为楚人，“不更”应是秦廷比照他们原有的楚爵，给予相当等级的秦爵。这或许是秦笼络或争取占领区楚民归顺的一种办法。里耶秦简户籍简和《南蛮列传》，虽然性质、时代皆不尽相同，却不约而同地提到新归的外邦、外族人，其爵相当于不更一级，似非偶然。参考本条简文的规定，它可能就是里耶户籍简和《南蛮列传》政策的依据。由此推论，简2597条文极可能沿袭自秦。由此，巴中蛮夷被纳入秦臣邦体系后，君长世尚秦女，人民爵比不更，有罪也可以爵除罪，与《法律答问》的规定相印证。在统一进程中，秦吸收了大量西戎、巴、蜀等非秦人族群；其后秦王政横扫山东六国、拓边南北，其间臣服的族群应更多。统一之后，秦汉大一统国家建构过程中，上述以“编户齐民”方式融合非华夏族群的模式也不断被复制。如胡家草场M12汉简《蛮夷（诸）律》中还专门提到：

“边塞徼”之外的蛮夷是外蛮夷，他们可以越过边塞徼来归附而为“真”。他们在汉地所生后代，自然就是汉人，不再适用《蛮夷诸律》。非“诸夏”族群，如淮夷、泗夷等，皆“散为民户”，承担国家的贡赋义务。这样，在统一国家政策及相关措施的推动下，中央王朝明确了蛮夷入华夏的族群融合与国人塑造方式，为汉晋后世所继承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变动，导致大量的自由平民开始出现。商鞅变法后，“编户齐民”成为当时政府的最终选择。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革，反映出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。到战国后期，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宗族之人变为国家控制下的“编户齐民”。“编户齐民”有效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纵向控制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。“编户齐民”的自由民的实现过程，既是从夏商周三代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，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、社会结构的形成史。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迄秦汉的“编户齐民”者，即自由民的来源，是由包括故秦人“夏”、臣邦人“真”和“夏子”在内的“秦邦人”与“它邦人”共同构成的。战国时代以华夏族为主导的民族融合以及“编户齐民”体制下社会等级、身份秩序的确立，至秦汉时代的对外开拓，特别是将居住在中原周边的许多非华夏族群逐渐融入“编户齐民”的体制，为中国古代“大一统”国家基本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，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取向的鲜明体现。新的“中国人”共同身份认同由此产生。“六合同风，四海一家”的大一统传统成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。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正式奠基，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悠久传统也借此得以展现。